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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宗立派的文坛三兄弟“公安三袁”

时间:2018年04月30日 加入收藏 】【 字体:

  明朝时,有兄弟三人都成了中国杰出的大学问家。他们就是袁宗道、袁宏道、袁中道。因为他们都是湖北公安人,史称“公安三袁”。


  【袁宗道】(1560~1600)字伯修,号玉蟠,又号石浦。明代文学家,明湖广公安(今属湖北)人。万历十七年(1589)会试第一,选庶吉士,授编修,官至右庶子。“公安派”的发起者和领袖之一,与弟宏道、中道并称“三袁”。荆州公安人。万历十四年(1586)礼部会试第一,次年任翰林院编修,授庶吉士。在复古派极盛一时的情况下,他独推白居易、苏轼,成为共安派的代表人物之一。万历二十五年八月,以翰林院修撰充东宫讲官,“鸡鸣而入,寒暑不辍”。万历二十八年秋,在北京“竟以惫极而卒”。终年41岁。光宗继位,赠礼部右侍郎。在文学上既反对模拟复古,又注重学习前人“古文贵达”的精神,先后发表《论文》上下两篇,在中国文学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,至今仍有一定的进步意义。这两篇论文批驳前后“七子”违反文学发展规律,倡导剽窃蹈袭、复古倒退的谬论,主张作家应“从学生理,从理生文”。万历二十六年,三袁共同发起,在北京西郊崇国寺组织“蒲桃社”,吟诗撰文,抨击“七子”。为人神清气秀,稳健平和。居官15年,"省交游,简应酬",“不妄取人一钱”,身为东宫讲官,死后竟仅余囊中数金,几至不能归葬。著有《白苏斋集》22卷行世。他的诗文创作无人云亦云之作,多是有感而发、率真自然之作。代表作有《戒坛山一》、《上方山》、《小西天一》等,但他的创作如袁宏道一样存在这内容贫乏的缺点,这也是由他的创作思想导致的。


  【袁宏道】(1568~1610)明代文学家,"公安派"主帅,袁宗道二弟。字中郎,又字无学,号石公,又号六休。袁宏道始终无意于仕途,万历二十年(1592)就中了进士,但他不愿做官,而去访师求学,游历山川。他曾辞去吴县县令,在苏杭一带游玩,写下了很多著名的游记,如《虎丘记》《初至西湖记》等。他生性酷爱自然山水,甚至不惜冒险登临。他曾说“恋躯惜命,何用游山?”“与其死于床,何若死于一片冷石也。”(《开先寺至黄岩寺观瀑记》)袁宏道针对前后七子“文必秦汉,诗必盛唐”,字摹句拟,制造赝鼎伪觚的风气,他大声疾呼:创作要充分发挥自己个性,不要从人脚跟,要“独抒性灵,不拘格套,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,不肯下笔”。(《小修诗序》)他把死学古人的做法斥之为“粪里嚼渣”“顺口接屁”“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”(《与张幼宇书》)。他强调文学要“真”,要有真知灼见、真情实感,要从“假人假言”,也就是从“文以载道”的封建文学观中解放出来。这种尊重个性、要求解放,反对传统的文学主张,使他的创作充满着由儒、道、禅混合的自由放纵思想。袁宏道一生创作了大量山水游记,在他笔下,秀色可餐的吴越山水,堤柳万株的柳浪湖泊,风清气爽的真州,春色宜人的京兆,皆着笔不多而宛然如画。这些山水游记信笔直抒,不择笔墨。写景独具慧眼,物我交融,怡情悦性。语言清新流利,俊美潇洒,如行云流水般舒徐自如。


  【袁中道】(1570-1623) 明代文学家。字小修,一作少修。湖北公安人。"公安派"领袖之一,袁宗道、袁宏道胞弟。16岁中秀才,以豪杰自命,性格豪爽,喜交游,好读老庄及佛家之书。成年后科场考试,几经落第,万历进士,授徽州府教授、国子监博士,官至南京吏部郎中。少即能文,长愈豪迈。与其兄宗道、宏道并有文名,时称"三袁",同为公安派。其绩稍逊于宏道。反对复古拟古,认为文学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,"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";提倡真率,抒写性灵。晚年针对多俚语纤巧的流弊,提出以性灵为中心兼重格调的主张。创作以散文为佳,游记、日记、尺牍各有特色。游记文描摹入微、情景交融,日记写得精粹,对后世日记体散文有一定影响。其诗偶有关心民生疾苦之作,也写得较清新。但诗文思想较平泛,酬作应答、感时伤怀,艺术上创新不够。有《珂雪斋集》20卷,《游居柿录》(《袁小修日记》)20卷。


  文学流派公安派的领袖


  明代文学流派。代表人物为袁宗道(1560—1600)、袁宏道(1568—1610)、袁中道(1570—1623)三兄弟,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(今属湖北),故世称“公安派”。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、陶望龄、黄辉、雷思霈等人。


  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。明代自弘治以来,文坛即为李梦阳、何景明为首的“前七子”及王世贞、李攀龙为首的“后七子”所把持。他们倡言“文必秦汉、诗必盛唐”,“大历以后书勿读”的复古论调,影响极大,以致“天下推李、何、王、李为四大家,无不争效其体”(《明史·李梦阳传》)。其间虽有归有光等“唐宋派”作家起而抗争,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。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“诗何必古选?文何必先秦?”和“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”的观点,振聋发聩,他和焦、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。


 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,袁宏道实为中坚,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,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。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:


  ①反对承袭,主张通变。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、食古不化倾向,他们对文坛“剽窃成风,众口一响”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,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“不在模拟,而在无识”(《论文》)。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,“代有升降,而法不相沿,各极其变,各穷其趣”(袁宏道《叙小修诗》),“世道改变,文亦因之;今之不必摹古者,亦势也”(袁宏道《与江进之》)。不但文学内容,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,这是因为“性情之发,无所不吐,其势必互异而趋俚,趋于俚又变矣”(袁中道《花雪赋引》)。因此,“古何必高?今何必卑?”他们进而主张:“信腔信口,皆成律度”,“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!”(袁宏道《雪涛阁集序》)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。


  ②独抒性灵,不拘格套。所谓“性灵”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,接近于李贽的“童心说”。他们认为“出自性灵者为真诗”,而“性之所安,殆不可强,率性所行,是谓真人”(袁宏道《识张幼于箴铭后》),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,则不下笔。因此他们主张“真者精诚之至。不精不诚,不能动人”,应当“言人之所欲言,言人之所不能言,言人之所不敢言”(雷思霈《潇碧堂集序》),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。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“灵窍于心,寓于境。境有所触,心能摄之;心欲所吐,腕能运之”,“以心摄境,以腕运心,则性灵无不毕达”(江盈科《敝箧集序》)。只要“天下之慧人才士,始知心灵无涯,搜之愈出,相与各呈其奇,而互穷其变,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”(袁中道《中郎先生全集序》),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。


  ③推重民歌小说,提倡通俗文学。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,袁宏道曾自叙以《打枣竿》等民歌时调为诗,使他“诗眼大开,诗肠大阔,诗集大饶”,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《擘破玉》《打枣竿》之类,是“无闻无识真人所作,故多真声”,又赞扬《水浒传》比《史记》更为奇变,相形之下便觉得“六经非至文,马迁失组练”(《听朱生说水浒传》)。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,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。


 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,“一扫王、李云雾”(《公安县志·袁中郎传》),游记、尺牍、小品也很有特色,或秀逸清新,或活泼诙谐,自成一家。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,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,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,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。其仿效者则“冲口而出,不复检点”,“为俚语,为纤巧,为莽荡”,以至“狂瞽交扇,鄙俚大行”(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》)。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,是为公允之论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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